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丁国锋 罗莎莎
苏州某公司系某互联网平台的运营公司,赵某丙系该平台骑手。此前,苏州某公司与济南某公司签订《项目外包协议》,委托济南某公司完成苏州区域内的客户送件任务。济南某公司将其未盖公章的劳动合同放置在苏州某公司处,骑手在劳动合同上签完字后,由苏州某公司寄回济南某公司盖章。赵某丙的工资自入职起一直由济南某公司委托江西某公司发放。同时,济南某公司另行委托河南某公司为赵某丙购买了团体意外险。
2018年8月,济南某公司与苏州某公司结算的服务费名单中包括赵某丙。苏州某公司将赵某丙已经签字的劳动合同邮寄至济南某公司盖章,但济南某公司并未加盖公章。
2018年9月7日,赵某丙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赵某甲等人作为赵某丙的近亲属,向仲裁部门申请确认劳动关系,但该仲裁请求未被受理,赵某甲等人遂诉至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认定劳动关系应重点审查建立劳动关系合意。济南某公司将空白劳动合同放置在苏州某公司的行为,实质是向骑手发出订立劳动合同“要约”,且骑手工资系由济南某公司委托江西某公司发放,骑手的劳动成果亦由济南某公司实际享有,故判决确认赵某丙生前于2018年9月7日与济南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济南某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在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模式下,生产要素出现拆分、分解至诸多企业等态势。不少平台设立企业将人事管理、业务管控、资金支付及工资结算等事项通过外包方式拆解给不同要素企业掌控负责。从业人员发生伤亡事故后,如果不同主体之间相互推诿,往往会导致劳动用工主体与法律关系双方难以界。本案中,法院通过审查合同订立过程、工资支付方式、主营业务内容等,排除江苏、江西、河南等众多参与要素支配公司在确定法律关系时的干扰,彻底查清与从业者建立劳动关系合意相对人、委托支付工资主体及劳动成果享有者均为济南某公司的待证事实,从而认定济南某公司为劳动关系主体,有力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上述考量因素为平台复杂用工情形下的劳动关系辨识提供有益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