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半年，董瑞山等非法捕捞者在长江干流水域，使用网目尺寸小于3毫米的禁用渔具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并出售谋利。王小朋等非法收购者明知长江鳗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单独收购或者通过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等方式建立收购鳗鱼苗的合伙组织，共同出资收购并统一对外出售，均分非法获利。

2017年10月12日，骆某某等6人在非洲的坦桑尼亚与当地的船东富达公司和我国国内合资人阮某某签订《劳工出海打鱼捕捞项目合同书》。约定的工作地点位于非洲的坦桑尼亚海洋，富达公司和阮某某负责提供船只和捕捞工具，并承担骆某某等6人的工资、吃住、往返以及办理劳工手续费用等。

2012年6月初至7月30日，尹宝山召集李至友、秦军、秦波涛、李明明、秦新波等人，在伏季休渔期间违规出海作业捕捞海产品，捕捞的海产品全部由尹宝山收购。至2012年7月30日，尹宝山收购上述另五人捕捞的水产品价值828784元人民币。

2020年4月至5月期间，蒋某成、周某华联系蒋某平等三人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以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进行非法捕捞作业，由蒋某成、周某华统一收购渔获物，蒋某成还雇佣夏某军接驳搬运渔获物并协助销售。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此作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案涉六人非法捕捞长江刀鱼及凤尾鱼共计1470.9公斤，价值101673.7元，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当收购者明知其所收购的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与非法捕捞者建立固定买卖关系，形成完整利益链条，共同损害生态资源的，收购者应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针对非法捕捞江海洄游珍稀物种的行为，检察机关在刑事打击的同时，应当通过专业评估确定生态资源损失，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违法主体承担水生生物资源损失的赔偿责任，修补受损公益。因异地行政机关疏于监管，导致威胁洄游物种栖息地安全的，通过一体化办案在法律监督中促进法治协同，既“治已病”又“防未病”。

王某某、韩某在禁渔期期间，驾驶渔船至辽宁省盖州市渤海海域禁渔区域，使用陷阱类网具非法捕捞八爪鱼11000斤，经盖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认定八爪鱼价值150300元。

2020年禁渔期间，周某鼓动朱某甲、朱某乙等人出海捕捞生产作业，并承诺所有捕获渔获物由其收购。朱某甲、朱某乙在周某的鼓动和组织下，为牟取非法利益，使用“三无”船只以及发电机、电缆线等禁用工具，采用拖网作业方式，在江苏盐城市射阳新洋港近海区域，4次非法电捕捞大黄鱼、大鲳鱼、马鲛鱼等水产品，并将非法捕捞的水产品以2.06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周某，周某贩卖至农贸市场。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不得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然而有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海南省临高县...

近日，长江航运公安局万州分局破获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斩断一条非法捕捞运输销售“捕运销”链条。今年6月，万州分局刑侦支队在工作中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