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把我们原来的通道都堵住了，这可不行！”
“我不同意！这房子40多年，地基都不牢了，施工保不齐就出事！”
老旧小区要装电梯本是好事，但浙江省杭州市要推进这个民生工程时，迎面却遇到了“泼凉水”。因需求不同、费用分摊等问题，几十年和气的老街坊们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对簿公堂……
小矛盾如果不断集聚，可能演变为社会重大风险。如何预防预警、调处化解、回应诉求？如何最大程度地将矛盾吸附在市域、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这考验着每一个地市的社会治理能力，也是检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基本目标。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按照分类指导的思路，划分了11个试点项目，指导各地市在对照试点各项要求“全面建”的同时，分别认领了1-2个项目“重点创”，“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是其中之一，全国有130个地市认领。
近日，第四次、第五次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新研讨班分别在江苏南通、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聚焦“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主题，130个地市大致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参加研讨，围绕“防范化解涉众矛盾风险”“防范化解房地产和物业领域矛盾风险”“防范化解邻里、家庭矛盾风险”“防范化解涉疫及其他突出矛盾风险”“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建设”5个专题共话创新之路，共谋治理良策。长安君为您带来一线报道。
开出重点领域矛盾风险化解之“方”
社会矛盾纷繁复杂，“要抓住关键性环节精准施策，才能杜绝各类矛盾风险横向串联出现连锁反应。”各试点地区以问题为靶，针对矛盾纠纷易发生的重点领域把脉定向，对症下药，努力将矛盾风险吸附在市域、消解在萌芽。
针对物业矛盾纠纷，浙江省杭州市聚焦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困境，整合人民调解组织、矛调中心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力量，搭建“加梯听证会”沟通协商平台，组织建设部门、街道、社区、居民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和律师进行讨论和交流，普及电梯知识，帮助居民消除认识误区，初步形成了和谐加梯的“杭州方案”。陕西宝鸡聚焦老旧小区无人管、无物管、管不好的“三无”难题，实施小区改造、选“当家”、找“管家”的三步工作法，全市“三无”小区全部变身“五有”：“有坚强的党组织、有充足的力量、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有丰富的资源、有管用的治理机制！”
针对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各地频出实招，修复呵护社会“最小细胞”。重庆大渡河区组建“太阳妈妈”工作室，专门为社区群众解决邻里纠纷、调解家庭矛盾，惠及辖区6000余居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州级层面，建立家事调处、法律援助、心理咨询“三大专家团”，为家事调处提供专家后援；在县级层面，实现婚调委进驻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中心、民政婚姻登记大厅、法院家事审判合议庭，让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妇联调解刚柔并济，促进“案结、事了、人和”。辽宁铁岭建立“1+1+N”邻里家庭矛盾调解机制，通过明确1名属地领导、1个属事部门，动员网格员、志愿者、心理疏导师等“N”方力量协助化解、动态回访，有效防范纠纷反弹激化。
针对劳资纠纷、土地流转等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更需注重维稳与维权相统一、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海南省儋州市紧紧围绕防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重大风险，紧盯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组织召开职能部门、开发企业、施工企业及信访代表多方参与的治理欠薪协调工作会议。2022年上半年，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件159件，金额约200万元。四川省遂宁市建立土地流转分级审查制度，县乡两级按流转规模，分级审核严把项目关，让“沉睡资产”焕发生机，助推农民增收致富。截至2022年7月，全市化解农村土地流转拖欠租金纠纷116件，涉案7864万元，有效维护了农民合法利益。青海海东市针对拉面产业外出务工人员矛盾纠纷问题，将专责调解、法律援助、法治教育相结合，在微信平台进行典型调解案例警示教育，以法促和。
凝聚多方参与矛盾化解之“力”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责任大、要求高、任务重，各试点地市深挖“内力”，善借“外力”，凝聚起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市域的强大治理合力。
“没想到，网格长几天就把这事儿给办妥了！”甘肃酒泉肃州区天怡家园居民张先生激动地说。
原来，他隔壁的自助洗车房噪音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网格长与“网格警长”“网格法官”多次走访洗车店积极沟通，店主最终承诺每天晚上10点后关机，买来共振处理器降噪，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强基层基础，做好“必答题”。群众的诉求就是党委政府的“必答题”，答不好就容易形成矛盾纠纷。甘肃酒泉建立“一套机制保障、一个中心指挥、一张网格管理、一支队伍服务、一套系统支撑”的“五个一”网格规范化运行机制，做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大量关系群众利益的身边小事在格中得到化解。广东省惠州市推进网格化治理向住宅小区覆盖，整合社区、派出所、综合执法、物业管理等多元主体入格，推动解决车辆停放、楼栋管理、环境卫生等问题，让小区内可能发生的各类纠纷消解在萌芽状态。
促联动联调，提供“最优解”。河北石家庄变“多中心”为“一中心”，将各县综治中心、群众来访接待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等，统一整合到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让群众的各类矛盾纠纷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当的化解渠道。广西自治区梧州市建立法院、公安、民政、教育、妇联等单位信息共享通报制度，在法院立案、公安接报警、民政窗口以及学校家访中发现的涉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信息实时报送政法委，由各级政法委做好研判和工作派单、跟踪，形成调解闭环，确保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件件有人管、管到底。
以共建共治，绘出“同心圆”。江苏省泰州市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组建调解专家库，把名人调解室、金牌调解员、律师和法律专家、矛盾多发行业领域业务骨干、心理咨询师等纳入专家库管理，通过引入外力，打造了一支更为多元和专业的纠纷化解队伍，矛盾双方当事人像“预约就诊”一样，在线上“下单”专家，到线下进行调解。内蒙古鄂尔多斯研发“多多评·码上生活”社区智能综合服务平台，推行“码”上解纷，社区可发布“矛盾问题清单”，社会组织、在职党员、志愿者可主动“抢单”，帮助化解完毕可得到积分奖励，在实际消费中抵扣现金，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参与矛盾化解的热情。
长效提升矛盾预防化解之“能”
市域社会治理是系统工程，既要一事一解“治当下”，也要创新思路“谋长远”。各试点市区发挥市域在治理资源、能力、手段方面的优势，积极探索、破解难题，不断创新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组合拳”。
强化信息支撑。江苏省南通市上线“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综合平台”，实时汇聚“苏解纷”等业务系统矛盾数据，对纠纷体量大的矛盾种类实时分析研判变化态势和风险等级。比如，通过综合妇联咨询、婚姻登记等8个维度实时数据，建立家庭婚恋纠纷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湖北襄阳创新建立“情指勤舆”一体化实战化机制，线下建立一体化作战中心，实行“7x24小时”全天候值守，研发运用实战模型62个，及时发现重大矛盾纠纷隐患。四川省广安市培育“网上枫桥”品牌，探索异地视频调解、法律机器人个性化服务等智慧调解手段；北京市怀柔区建立智能化综合平台，探索视频接访新思路，与山高路远、腿脚不便的山区群众远程交流，让群众享受到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解纷便利。
善用法治方式。针对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纠纷处理易“走极端”的现象，江苏省苏州市完善“网格+调解”“网格+律师”“网格+普法”工作，探索非警情类纠纷人民调解先期调处，培育1万名网格内“法律明白人”，推进5类民间纠纷在最基层依法化解。重庆市永川区优化诉调、检调、警调、访调、专调联动运行机制，把案件分流进入各专业性调委会，初次调解不成，二次分流进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综合调处环节，无法调处的可进入疑难信访交办、遗留问题处置和诉讼兜底程序，让矛盾纠纷始终在法治渠道内运行。天津蓟州区让法官、法律顾问定期入驻乡镇、村诉讼服务站，提供法律咨询、疏导化解服务。西藏山南市全面推进政法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包项目、政法干警担任村居（社区）法治副主任制度，率先在全自治区矛盾纠纷比较突出的乡镇和社区设立了6个法律服务站，为群众提供“问诊式”法律服务。
用好道德引导。重庆市南岸区探索创新“推拿按摩”工作法，在释法明理之上，注重发现双方当事人道德修养的闪光点，引导双方“和为贵”，依靠道德的力量化解纠纷。安徽省安庆市在村（社区）推行治理积分制，将积分结果与村民享受的福利相挂钩，引导村民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转习惯，提升广大群众明事理、辨是非的能力，更好地预防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当前，安全环境复杂多变，我国社会治理仍面临不少新情况新挑战，这更迫切需要发挥市域“前线指挥部”的重要作用，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撬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支点，有效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以“市域之治”助推“中国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