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凡超
杨某甲在妻子离家出走后独自抚养女儿杨某乙（案发时7周岁）。2018年至2022年，杨某甲因家庭琐事、学习教育等问题，长期采用掐拧、抽打等方式虐待杨某乙，致其双肘关节、右肱骨下段损伤。2022年3月，杨某乙所在学校校长陈某某注意到杨某乙情绪异常，不爱参加体育活动，后经仔细观察，发现杨某乙手臂活动受限、颈部多处瘀青。陈某某向杨某乙了解情况后，得知其体伤系杨某甲殴打所致且伤情严重，随即报案。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检察院对杨某甲涉嫌虐待罪提起公诉。2023年2月，法院依法判处杨某甲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
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等多部门近日共同发布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例中的一起。
强制报告制度是指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工作人员对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侵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这对及时发现、有效制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为及时有效惩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国家监委、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门于2020年5月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正式确立强制报告制度，这项制度后被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
近年来，各相关部门加强配合，合力推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强制报告案件数量明显上升。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700余件。
数字赋能精准监督
设置被侵犯的未成年人就诊时常见的“撕裂”“挫伤”“外伤性先兆流产”等80多个关键词；
系统检测到就诊人是未成年人，且症状触发关键词，将自动提示医生，同时自动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推送预警信息；
……
打开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检察院自主构建的强制报告大数据法律监督应用系统页面，强制报告自动预警、自动推送的信息流转路径清晰可见，报告信息与检察监督实现了无缝衔接。
“我们将在系统运行中不断优化关键词，完善运行规则，进一步提高系统运行质效。同时，推进各个子系统的构建完善，让强制报告制度借助数字检察的‘东风’，真正成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坚固防线。”南充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负责人说。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加快推进数字检察战略，纷纷研发可以跨场景应用的执行强制报告法律监督模型，打通与医疗机构诊疗系统等行业平台的数据壁垒，运用数字化手段促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福建省检察机关创建“未检闽e站”工作平台，通过抓取网络上的公共数据，采集中小学位置信息、辖区内工商注册登记主体的地址信息，借助坐标计算和筛查，呈现学校、商铺数量等，发现校园周边违规设置禁止营业的销售网点和场所并预警，为检察机关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提供监督线索。
内蒙古检察机关成立数字检察监督模型工作专班，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积极推动监督模型的构建工作，努力实现“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监督效果。
在细化研究强制报告制度相关要求并归纳出对应要素特征的基础上，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整合全省既有数字化成果，整体研发“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一件事”App，以实现数据的自动归集、高效筛选、智能预警，通过移送立案线索、开展普法宣传等，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严格落实倒查机制
“网吧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所以我才去电竞酒店上网，还不用实名登记。”“我和同学一起去的，前台工作人员没问我们年龄，也没要求提供父母的联系方式。里面的床铺就是上下铺，跟学校宿舍差不多。”……这是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办案中，询问未成年人后听到的回答。
“成都市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全市141家电竞酒店有38%未采取未成年人保护措施，9%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入住情形。2022年以来，我们受理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中，发生在网约房、电竞酒店等通过网络预订场所的占比近一成。”成都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丛林表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近3年涉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超90%的被害人系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随机选择。
对此，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成都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妇联联合印发《成都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强制报告工作办法》，明确对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相关主体及人员处分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干扰、阻碍报告的主体或个人，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严格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倒查机制，有效解决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隐蔽性强以及发现难、干预难、追责难等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检察机关落实“一案一倒查”机制，倒逼责任人员“绷紧弦”，在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进行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每案必查”，对未履行责任的，督促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追究责任，以倒查促落实。2024年以来，吴忠市检察机关共倒查案件105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查处履行报告责任不到位2人。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导市、县两级检察院不断完善强制报告“每案必查”制度，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同步开展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倒查，查清每起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是否履行了强制报告责任，是否存在应报不报的问题。
针对宾馆等住宿经营场所发案多而报告少的问题，江苏、安徽等地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对旅馆、宾馆、酒店等场所进行全面检查，推进落实公安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规定，对未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经营单位，通过监督追责、提起公益诉讼、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诉源治理，净化滋生犯罪的土壤。
协同联动形成合力
强制报告制度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必须群策群力。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利通区监察委员会、利通区教育局等9个单位建立了《利通区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网格化管理的实施办法（试行）》，成立了强制报告制度联络员队伍，定期会商工作、通报信息，前移“情报”关口，督促乡镇、村（社区）履行属地管理责任，有效调动发挥综治网格员“前哨”作用，常态化摸排报告辖区内未成年人被侵害线索。
山东省检察机关通过办案发现乡镇农村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方面存在薄弱环节，由此着力强化乡村强制报告制度的覆盖力度，打通了未成年人保护“最后一公里”。高密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民政、市妇联等部门在全市866个村选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村妇联主席等担任“村级未成年人保护专员”，建立“一站式”多功能村级未成年人保护站，积极开展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教育，未成年人乡村保护实现全覆盖、无缝隙、零距离。
为强化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省民政厅、省妇联共同建立了“春蕾安全员”工作机制，构建各部门广泛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队伍，形成部门合力。龙岩市检察机关建立了“春蕾安全员”分级介入机制，组织“春蕾安全员”主动排查情况，及时开展介入处置工作。目前，已通过走访主动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线索43条，并对11起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立案调查。
“强制报告制度是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有力保障，更是法定责任和义务。”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同步开展强制报告落实情况倒查，通过“逐案倒查”，强化对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责任追究，进一步压实相关单位与人员的报告责任，推动全社会形成积极同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作斗争、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普遍共识。(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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