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认为对方生产、销售的同款健身器材侵犯自身注册商标，一家美国企业来华将国内某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下称上海浦东法院），除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行为外，还诉请赔偿包括律师费、公证费等在内的经济损失300万元。
9月6日，上海浦东法院对该案作出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侵权获利逾100万元，且其商标侵权行为符合《商标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遂判决全额支持原告诉请。
据介绍，该案是新《商标法》实施后，上海法院宣判的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该判决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条件审查、赔偿基数确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体现了我国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平等对待中外主体的“大国担当”。
擅用注册商标
原告美国某公司主要从事运动器材的生产销售、健身课程的推广，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并在中国多个商品和服务类别上注册了涉案商标。通过广泛销售健身器材，以及组织、推广相关的健身培训项目，涉案商标已在中国消费者中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2018年3月，原告发现被告浙江某企业在展览会上销售使用了涉案商标的同款健身器材。同时，被告还通过微信商城、工厂现场售卖等多种方式进行推销。原告认为，被告使用的商标与涉案商标标识完全相同，且商品类别亦与原告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同，已构成商标侵权。
事实上，早在2012年，被告就曾侵犯原告知识产权，经原告发送警告函后双方签订和解协议，被告承诺不再从事侵权活动。鉴于其重复侵权的情形，原告主张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要求赔偿300万元。
被告则辩称，原告在涉案商标注册后未在中国开设专卖店，也未授权代理商销售相应商品，故原告未以营利为目的在中国使用涉案商标，无法与该商标建立唯一对应的关系。此外，目前市场上已存在多家同业竞争者生产同款产品，被告对涉案商标的使用系正当、合理使用，未侵犯原告的商标权利。
法院判赔百万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商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且经过原告及其合作商家的持续使用和广泛宣传，已经能与原告建立唯一对应的关系。被告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涉案商标相同标识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为查明被告因侵权行为的获利情况，法院责令其提交有关销售数据、财务账册和原始凭证，但其拒绝提交，已构成举证妨碍。法院在审理中遂采用优势证据标准予以认定。
法院认为，根据被告微信宣传的内容，足以证明侵权商品的销售量，被告对其宣传内容不能举证否定真实性的，应当支持原告主张，而对于侵权商品的单位利润，可以结合案外同类产品及被告的自认酌情确定。经认定，被告的侵权获利在101.7万元至139.5万元之间。
同时，新《商标法》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根据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侵权获利、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所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该案中，被告曾因涉嫌侵犯原告其他商标及专利权利而被原告警告，后与原告签署和解协议承诺不再从事侵权活动，却又再次被发现实施涉案侵权行为。被告原样仿冒原告的商标和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销售，且产品还存在质量问题，其行为符合惩罚性赔偿关于“恶意”和“情节严重”的适用要件，法院最终确定了三倍的惩罚性赔偿比例。因侵权获利的三倍已超过300万元，超过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遂判决全额支持原告诉请。
具有参考价值
据了解，2013年，修正后的《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对“惩罚性赔偿”进行了规定，这是知识产权领域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该制度旨在提高侵权行为代价，扭转此前“维权成本高、侵权代价低”的局面，有效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不过，即便放眼全国，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侵权人判定高额赔偿的案例却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适用该制度的两个条件较难确定：一是侵权人主观“恶意”和侵权情节客观“严重”的确定难；二是作为加倍计算的基数“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等的确定难。
在法律规定较为原则的情况下，该案作为上海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条件审查、赔偿基数确定等方面均进行了积极探索，不仅对类案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持续增强乃至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报记者 孙芳华 通讯员 陈卫锋）
